南宋吉州窑茶盏装饰的禅趣_[#第一枪]

吉州窑是南宋时期最富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民间窑场，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圳博物馆郭学雷先生通过两年多的潜心研究和梳理，正本清源，详细考辩了吉州窑与南宋禅宗、儒学特别是茶道艺术之间的深层关系，解决了诸多学术难题。笔者受陶瓷研究前辈刘新园先生和郭学雷先生的启发，拟从永和镇禅宗发展历史出发，探析吉州窑与当地佛教寺院的关系，通过具体的实证材料，阐释南宋吉州窑几种装饰与禅宗思想文化的关系。

南宋时期永和镇的禅宗传播

青原山与永和镇禅宗的发展从茶道文化、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影响着吉州窑的生产。唐宋时期，江西地区一直是禅宗传播的重镇，是南宗禅“五家七宗”的共同发源地。与永和镇隔江相望的青原山净居寺便是“七祖”行思和尚道场，来此朝拜参禅的禅僧和士流络绎不绝。青原行思继承者开创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三大禅学宗派。净居寺今存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千僧釜，釜唇铸“开禧二年祖辉造”字样（《青原志略》卷一《唐宋旧基》）。所谓“千僧釜”即供养千僧斋会所使用的大锅，这种活动又称“千僧供养”“千僧会”，只有大型寺院才有能力承办如此盛大的庆典，说明南宋净居寺作为吉州地区的大型寺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正是在青原山浓厚的佛教氛围和禅风的影响下，永和镇禅宗也逐渐兴盛起来。南宋时期，永和镇窑场周边两三公里范围内有佛教胜迹多处，包括本觉寺、智度寺、慧灯寺、宝寿寺等著名寺院以及普济庵、圆通堂、普光堂等兰若（佛教名词，泛指一般的佛寺），多始建于唐五代而盛于南宋。除此之外，吉州府治以及青原山周边分布寺院数十座，足见南宋永和镇周边禅宗发展之盛。翻检当地文献可知，永和镇佛寺的兴盛与永和窑的繁荣几乎是同时的，大约都在南宋绍兴、淳熙年间，这是南宋庐陵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也正是吉州窑走向鼎盛的重要时期，从侧面反映了永和镇的雄厚经济实力。

永和镇禅寺的茶道之风盖始于晚唐五代的资福寺（北宋大中祥符改元，乃赐额“智度”）。资福寺创建于晚唐天复元年（901年），驻锡此寺最著名的如宝禅师系晚唐五代名僧，曾有著名语录：“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云：‘饭后三碗茶。’”显示了“平常心即是道”的禅宗精神。如宝禅师法嗣资福寺贞邃禅师也承袭了其师一贯的禅茶之风。南宋时期智度寺颇受名流喜爱，宋孝宗淳熙年间，僧净圆修缮智度寺使其发展达至鼎盛，又因周必大、胡铨这样杰出的乡贤游吟期间而闻名海内。

至今有遗址保存的本觉寺也是当时重要的禅寺之一，据洪武年间谢矩《本觉寺记》文云：“迨宋绍兴间，殿宇完具，增置常住田三顷有奇。……本觉之盛，当绍兴年。栖禅有屋，膳僧有田。”由此可知，南宋绍兴年间，本觉寺兴盛一时。本觉寺禅僧与地方文人士大夫相往来甚多，周必大与胡铨两大家族子弟尝吟咏游玩其中，现存本觉寺塔仍耸立于永和窑遗址旁。此外，宝寿寺由庐山东林寺僧通惠超方禅师创建于南唐时期，两宋时期颇为兴盛，明陈仲完《宝寿寺重修法堂记》谓“四方之才士大夫、贵达经于斯，未尝不纵啸吟玩而求必造焉”。另一大佛寺即慧灯寺，自五代以来便是禅僧传法之所，淳熙年间重新修复。

一方面，吉州窑处于佛寺包围之中，受其影响亦在情理之中，吉州窑有不少窑场以生产宗教用器为主。吉州府、青原山和永和镇有僧院数十所之多，另有清都观、三清殿等道观数处，他们是吉州窑陶瓷茶器、花器、香炉以及各类供养器的重要购买者。据南宋欧阳鈇《杂著》（《青原志略》卷十二《东昌窑》文引）记载：“永和镇舒翁、舒娇，其器重仙佛，盛于乾道间，余见元祐、崇宁者。”欧阳鈇（1126～1202年）是南宋庐陵县人，善属文，尤长于诗词，与周必大、杨万里等相交，说明当地士流已注意到吉州窑瓷业的发展。舒翁、舒娇确为两宋时制瓷艺人，舒翁擅长陶艺，其女舒娇则精于画艺，在吉州窑众多的窑场中，知名度最大。据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方以智《游永和记》中记载：“今青原殿上所供大净瓷，乃永和窑舒翁之女所画也。”另据《青原志略》卷十二《东昌窑》云：“青原殿上一供佛瓶，乃永和窑舒翁所陶，其女所画者也，白地加釉，五彩烂然，久盛水其中，不变色味。”舒氏父女制作的大净瓶，一直置于禅宗七祖道场的佛殿之上，被禅僧奉为“宝瓶”，当作寺院历代传世的宝物之一，可见其珍贵。由此亦可推想，当地寺院所用茶具、香炉以及瓷瓶等各类器物多是吉州窑产品。

另一方面，鉴于南宋时期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有理由相信，当时的寺院僧侣很可能亲自参与佛教器物的生产，甚至可能拥有专供佛寺用器的窑场。吉州窑遗址中曾出土“本觉”款碗盏和“弟子蒋子通”款碗，另有禅宗散圣“寒山拾得”塑像。从文献和现存遗址情况可知，本觉寺塔旁即有吉州窑一处窑址，今名“本觉寺古窑址”。如广东省博物馆藏吉州窑漏花彩绘剔刻折枝梅纹长颈瓶，腹身有“天庆观”和“四圣台”字样，盖是吉州府城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更名后天庆观订烧的陈设用器。

参悟—— 桑叶盏与禅宗之关系

木叶纹盏是吉州窑最具艺术魅力的产品，它是南宋吉州窑的一项伟大创造。郭学雷先生已详细论证盏内装饰的木叶即是桑叶，且渊源自禅宗思想，是僧院饮用煎煮草茶的茶盏。宋代禅僧在茶道中体悟佛法，“森罗万象总在这一碗茶里”，故北宋圆悟克勤禅师谓“茶禅一味”。而桑叶盏之寓意大概可从两方面理解。

首先，宋代禅僧日常生活中往往蕴涵深刻哲理，桑叶很可能是菩提叶的最佳替代品。佛经有以桑叶代替菩提叶的记载，据唐义净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卷三载：“复以金银铜锡及铁，打作五丸如酸枣核，安在七重菩提叶上（若无菩提叶则以桑叶替之），安在像前。”此是较为流行的佛经，可证寺院供养诸佛菩萨可以桑叶代替菩提叶，寄予同样的意义。既然桑叶可以作为菩提叶的替用品，说明桑树是佛教认为的仅次于菩提树的灵性之树，故南宋日本留学僧荣西《吃茶养生记》中说“桑树是过去诸佛成道之灵木也”。荣西（1141～1215年）曾于南宋中期求法于四明、天台等寺院，他曾指出“茶与桑并服，贵重无高下，二俱仙药之上首也”。南宋江西诗派代表人物陈与义《书怀示友》诗云：“柏树解说法，桑叶能通禅。”“柏树解说法”是据唐赵州和尚以“庭前柏树子”回答“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著名典故；“桑叶能通禅”之说源自医方，据唐初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二中“正禅方”记载，以“春桑耳、夏桑子、秋桑叶”等捣练配置服用能证禅境，并最终达到“得见佛性”的殊胜境界，这应该是佛教寺院传出的方子。若茶盏中贴上菩提叶为装饰，正可寓意茶道中蕴藏佛性与觉悟，桑叶是最佳的替代品。

其次，桑叶装饰的自然美感与禅宗哲学及审美艺术大有相通之处，置于茶盏内有启发之效。禅宗僧人善于从自然中体悟万法皆空、自性清净之禅理，桑叶装饰即是以物观心的绝佳表达。青原信禅师法嗣成都府正法希明禅师曾有上堂偈云：“林叶纷纷落，乾坤报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驰求。”所谓“西祖意”即可从落叶纷纷的自然秋意中体悟佛法。又两宋禅师常以“一尘一佛剎，一叶一释迦”谈禅，以此喻生活世界中的万物皆流露佛性真如。禅僧以桑叶盏品茶之际，静观叶脉分明之本体，证悟真实不虚的自性清净，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庐陵一带禅院茶风盛行，晚唐五代以来，“饭后三碗茶”就已成为吉州永和镇禅僧的“和尚家风”。南宋爱国名臣庐陵文天祥《游青原》诗云：“活火参禅笋，真泉透佛茶。”这正是青原山净居寺以茶参禅的真实记录。据刘新园先生介绍，净居寺曾出土南宋桑叶盏残片，现为观叶楼所藏，系该寺严首和尚转赠，这是禅院使用桑叶盏的重要实物证据。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些给人以联想的桑叶盏正是禅僧借以悟道的重要器具，当地寺院禅僧很可能是这类茶盏的主要消费群体。

禅友 —— 葡纹的禅趣之妙

漏花薝葡（卜）盏是刘新园先生首次提出、郭学雷先生详细考证的一种吉州窑茶盏，最重要的依据是盏内漏花有六瓣。唐宋时期，香味浓郁的栀子花被比附为薝卜花，禅僧释子与文人士大夫将它视为“扫除诸妄归真想”、妙悟禅趣的圣洁之花。佛教经典、禅宗语录以及文人士大夫诗文集中关于薝卜的记载和歌咏甚多。释惠洪《薝卜轩序》谓“鼻观通妙，闻慧现前”。由于佛教赋予薝卜花特殊的宗教寓意，因此南北各地寺院广为养植。笔者发现，日本唐招提寺御影堂鉴真和尚真身像前所使用的唐代绢质帷幕上也为缬染薝卜花纹，这说明薝卜花纹装饰在佛教领域很流行。

两宋时期，薝卜花被文人士大夫亲切地称为“禅客”“禅友”。南宋王十朋《书院杂咏·栀子花》诗云：“禅友何时到，远从毗舍园。妙香通鼻观，应悟佛根缘。”两宋之际曾慥作了一曲《十友调笑令》云：“芳友者，兰也；清友者，梅也；奇友者，腊梅也；殊友者，瑞香也；净友者，莲也；禅友者，薝卜也；佳友者，菊也；仙友者，岩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韵友者，荼□也；仍有玉友来奉佳宾，谓酒也。”这恐怕是南宋士人结友名花以自赏的最好注脚。

漏花薝卜盏是吉州窑独具特色的装饰之一，主要流行于碗盏、瓶、罐类器物上，这和当地禅院以及名流士大夫浓厚的禅学风气相关。净居寺曾出土南宋漏花薝卜盏残片，现为观叶楼所藏。据刘新园先生介绍，靖安县百丈禅寺遗址亦出土漏花薝卜盏，与薝葡纹盏残片伴出的瓷片中并有墨书“众寮”。百丈寺因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而闻名禅林，影响深远。这说明江西一带禅院多使用吉州窑薝卜茶盏。唐宋时期，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之所的寺院道观很注重四季自然环境的营造，薝卜花便是重要品种之一。两宋时期，不少寺院建有“薝卜堂”“薝卜轩”，所谓“功德丛林常熏薝卜”。《青原志略》卷一《唐宋旧基》中有一处十分重要的记载：“归云阁、詹卜轩，胡瑜书额，今俱废矣。”从这则材料中约略可知此轩建于宋代，说明青原山有佛教寓意的“詹卜轩”，也说明当地禅僧对栀子花有特殊的情感。如今青原山依旧栀子兴盛，花开时节芬芳异常，是山中一大美景。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漏花薝卜装饰颇有佛教“鼻观”的寓意，与一片桑叶的静默装饰有别，薝卜盏内皆布满花瓣，它使人端起茶盏之时就如同入薝卜之林，全身便感觉浸润在佛法香味中了，可谓“步步蹈金色之界，念念嗅薝卜之香”。这也充分证明禅僧思想与窑工技术又一次结合在吉州窑茶盏上。

吉州窑与禅宗的密切关系还可从在川草堂收藏的一件描金彩山水禅诗茶盏残器中略窥一二，其上书唐船子和尚《归棹歌》禅诗：“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此外，吉州窑写意味极浓的彩绘墨戏梅梢月装饰也深受禅宗思想影响，这种梅月技法渊源自北宋禅僧仲仁及其嫡传弟子“逃禅老人”杨补之的墨梅，颇得禅宗墨戏的简淡率意之法。吉州窑率意洒脱的洒釉装饰亦同此禅理）。最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某藏家手中收藏有南京市某寺院遗址采集到的南宋墨书“方丈”款斑彩盏残器，这又是吉州窑与禅宗茶道关系的最直接实物证据，又宋代罗汉服饰上印有与吉州窑茶盏相似的斑彩装饰，这些清楚地表明吉州窑这类随意点染的斑彩装饰深受禅宗审美意趣影响，并直接为寺院禅僧所使用。

综上所述，吉州窑桑叶盏的成功烧造可以说是吉州禅师与永和窑工共同智慧的结合，它既蕴藏了禅师的迁想妙悟，也包含了窑工的精湛技艺。吉州窑茶盏上的薝卜纹、洒釉、斑彩以及墨戏梅月等装饰都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这些都是禅僧寺院与文人士大夫煎饮草茶时使用的茶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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